清明前夕，从温州医科大学毕业30年的顾永斌医生，再次回到母校。这天，学校里正在举办感恩追思会，1000多名医学生到场送别5名“大体老师”。他，是来接父母“回家”的。

骨灰盒前，一个纪念水晶球静静地立着，上面写着：生命如花、感恩捐献。

顾永斌不禁想起，当年自己迈进医学校园时，父亲的叮嘱：多学一点、多掌握一些，去治病救人。四年前，父亲顾润德病逝，他在临终前选择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。一年后，他的母亲唐莲芬因突发心脏病去世。夫妻俩作出相同的选择，在儿子的学校里“重逢”。

慈爱的父母亲

“孩子，这是好事，你尽管去做吧……”顾永斌回忆起在母亲住院的最后时光里，她还是像以前那样柔声细语。正如一年前，长期患有帕金森病的父亲，在难得的清醒间隙，对于顾永斌问起的关于身后事的打算，也是坚定地点头。“其实老人也不太懂什么是遗体捐献，他们就是一直支持我、相信我。”提起父母，顾永斌湿了眼眶。学医的顾永斌，十几年前就填写了遗体（器官）捐献登记表。他记得，在校期间上人体解剖课的时候，一个班的学生只有一名“大体老师”。“动手解剖的机会太少了，这其实不利于医学生对于人体解剖结构的学习。”

“大体老师”紧缺，是医学院校长期面临的普遍问题。在顾永斌看来，哪怕是微薄的力量，也能汇聚成为推动医学进步的星星之火。

填完登记表后，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决定告诉了父母。“他们没表示反对。”

后来，他的父亲患上帕金森，治疗了5年多，没什么效果。眼见着父亲的记忆一点一点衰退，直到不认识每一个人。“还有很多疾病是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。”于是，顾永斌试探着询问父亲，是否愿意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，父亲当下就同意了。

两位老人成为“大体老师”的三年里一批又一批的医学生们，在他们的躯体上进行模拟手术训练，了解人体内部结构、认识神经和血管走形，划下自己的手术第

一刀。如今，“大体老师”退休了，顾永斌打算带父母海葬。“回归自然，这是他们的心愿。”

不被理解的选择

顾润德和唐莲芬夫妇，不仅捐出了遗体，还捐献了角膜，帮助了 4 人恢复光明。

但作为儿子，顾永斌也遭受了巨大的压力。至亲们不理解，甚至一度断了来往。很多人反对，他们问我为什么不跟他们商量，自作主张。

在传统的观念里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。“对于遗体捐献这件事来说，如果活着的人不支持、不理解，就很难操作。因为遗体捐献需要生者去施行。”温州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副馆长杨新东坦言，在每年的遗体捐献者中，都会有个别家庭因为受到周围的阻力而选择放弃捐献。“达成理解的过程，是不容易的。”

吕金桥，也是今年退休的“大体老师”之一。当他把捐献遗体的想法告诉家人时，没有人能接受，也不同意。他告诉妻子林华英：“遗体捐献可以让更多的人走出痛苦，让更多人的生命得以延续……”在病重之际，最终在妻子的陪同下，吕金桥老师签下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。

另一位“大体老师”吴岩友，临终前叮嘱女儿：“我签过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，做人要说话算话。”他的女儿徐慧君还记得，村里乡亲都不能接受，但自己答应过父亲，要遵从他的遗愿，为此也遭受了一些非议。

在感恩追思会上，徐慧君和丈夫、女儿，专程从杭州赶来，接父亲“回家”。她说：“父亲本着再为社会作点贡献的善意，作出了生命的最后一次选择。我希望这种善良的品质能够传递给孩子。”

生命的芬芳

向“大体老师”献一束花，默哀、鞠躬、致敬，这是医学院校解剖课每年固定的开学第一课。

学校眼视光专业的陈宇泉说起自己第一次拿起手术刀，在“大体老师”身上一层一层解剖时，不小心刺破了脏器。“我马上调整了拿刀的力度和手法。”

“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刀万刀，也不愿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。”“大体老师”们无言，却甘心成为每一个医学生的第一名“患者”。

据温州市红十字会数据统计，2008年以来，已有185人在离世后捐献器官，115人成为“无语良师”，4.8万多人加入志愿捐献登记者的队伍中。

在温州医科大学的人体科学馆里有一面写满遗体捐献者的姓名墙。他们中有教书育人的老师、有扎根一线的工人、有救死扶伤的医生、有勉为公的党员干部……馆内两侧放置着书桌，医学生们正在潜心学习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一个个闪亮的名字，明媚而温暖。在未来医生的内心里，一颗敬畏生命、刻苦学习，为消除人间病痛而持续努力的种子开始吐露新芽。